十日谈 | 读史老张：买书上路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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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大学同窗G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最大嗜好是买书。有一次，我们陪同历史系教授张广智老师到访G的崇明别墅，一进门，书卷气就扑面而来：哈！这哪是住宅呀，简直就是小型图书馆！张老师是世界史研究大家，他仔细察看了G收藏的世界史类图书：“嗯，这些书，连我们历史系资料室都没有！”我也喜欢买书，但与G比起来，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类，要被甩几条马路。

记得我最早零星买书，是在读小学时。我家附近的双阳路上，开过一家小书亭。一开间门面、三尺柜台，柜台后常年坐着一位老营业员，满口宁波官话。每次新书一到，“老宁波”就会把书名写在门口黑板上。那一次，听说连环画《保尔·柯察金》到货了，我怀揣母亲给的零花钱，直奔书亭。先看黑板，没见书名，便盯着柜台后面的书架仔细寻找，终于找到了，忙请“老宁波”取出。付款时，我怯生生地问：“老伯伯，这本书为什么不写在黑板上呢？”“老宁波”白了我一眼，“格是活要靠斗锣嘞（宁波话：那是还要敲大锣哩）！”他的揶揄之言，让我记忆犹新。

我真正“批量”买书，始于读复旦以后。我和G都是“应届生”，“历届生”曹景行与我们同住一个寝室。老曹比我们大十来岁，他是班长，也是买书的“带头大哥”。他是带薪入学的，每月有四十几元工资，买起书来，毫不吝啬。每个周日晚返校，他就会拎来一大网线袋新书。与老曹一比，我们望尘莫及，但耳濡目染、近朱者赤，他立的“标杆”，我和G都努力追赶过。他买《世界史纲》，我们跟着买；他买《基督山伯爵》，我们也跟着买；他每天通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我们一咬牙，也买来一套通读……今天想来，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当年买的最“奢侈”的书，一共花费三十元钱，那是我三个月的饭钱！老曹闻之，鼓励我：“嗨，你到了我这个年龄，藏书一定和我一样多！”然而，我买书藏书，从来也没赶上过老曹，就像骑自行车的想追“兰博基尼”，再气喘吁吁、奋力拼搏，也要败下阵来……每念及此，难免沮丧。倒是G，自那时起，买书风驰电掣、藏书锲而不舍，一路狂飙，后来终于可与老曹并驾齐驱了！

经常有人问，你们买的书，都读过吗？这倒未必。拥有数万册藏书的G说：“我当然不可能统统通读，但是，我买的每本书，大体内容都了然于胸。我知道，哪些书要先读，哪些书可以将来读；哪些书要精读，哪些书可以做工具书。”对此，我颇以为然。我的习惯是，一买到书，就先读前言后记。前几天，我与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老师聊天，他说赵景深先生当年在北新书局编书时，每天要看大量书稿，看不过来怎么办呢？就采取两种方法：对于鲁迅、郭沫若和茅盾等名家书稿，收到后他不看稿子就发排，最后只看看校样；对于外来投稿，他先看开头和结尾，感觉不错，再看全文，没有苗头的，干脆扔进纸篓。赵先生总结说，这叫“红烧头尾”……这样看来，我之“先读前言后记”，是不是也算“红烧头尾”呢？

近年来，我买书已相当克制。过去是家徒四壁，现在是四壁皆书，家里已难以多放一个书橱了。前一阵看到网传，说是一位爱书长者去世后，留下大量图书等待处理，背脊不禁冷汗直冒……

唉，今天，是买书，还是不买书？这是一个问题。（读史老张）